晋商大院影壁的艺术学及审美学研究

晋商大院的影壁在艺术学及审美学上均有着独特的风格。譬如其常见的圆形、＂S＂形、弧形和涡纹等构图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合和＂审美观;文字影壁折射出强烈的儒商情怀和其相关的审美追求;＂四逸＂、山水影壁中的道家美学思想是晋商宅院主人理想生活状态的追求。     

沈德潜与乾隆诗学观的离合

乾隆认识到"诗教"对统治的重要作用,加之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诗学观直接影响清廷诗教政策的确定。他高举"儒家诗教"的旗帜,以忠孝为旨归,树立风雅正则。沈德潜以重振儒家诗教为己任,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君臣际遇,两人诗学思想有着惊人的印合,乾隆找到了诗坛的代言人,使沈德潜成为诗坛宗主。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分歧,最终导致君臣关系的决裂。     

先秦儒家 "圣王原理" 探析——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先秦儒家政治是一种德化的政治,由一群道德精英所领导,是一种内以成圣,外而成王的圣王政治。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可以从圣王原理中窥其大纲:从惟圣者始当王和惟圣者始能王,去了解圣王的权利与义务;从即道德即政治,即政治即道德,去了解圣王的政教一如;从尊君礼臣重民,去了解圣王的统治型态。因此,先秦儒家的道德精英主义是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化政治为道德;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就是以道德言政治,统政治于道德中。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中国智慧与西方的进步

东方在公元500到1800年这一历史时期远比西方发达。东方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方影响的来源主要是中国。具有儒道精神传统的民族正不断建立生产和技术上的国际标准,而英美民族似乎无法再与之竞争。如果西方毫不理解东方文明的深邃和博大,那么,当东方的民族从西方的扩张和侵入所带来的震惊和破坏中苏醒过来时,西方就会变得脆弱和不堪一击。西方的方式跟中国的方式相比,存在更大的局限性。西方文明的未来出路在东方。     

“道费而隐”与儒家诗性话语的隐性生成

儒家将天道宇宙领悟为一个流转变易的过程,非常看重如何以秉之于天的道德能力去回应变幻莫测的天命,以＂居易俟命＂的强烈入世精神对天道加以领悟。儒家表面上强调对于天的效仿和对应,实际上并不准备对天道的形体和质量讲究个究竟,只是把其作为了一种价值的最高本原以及圣人模仿承受的对象给予其比较模糊的表述。这实际上形成了儒家对价值本体追问的悬置,引发出了中国诗学中一个有关世界本质的超越性和语言传达的可能限度问题,并对中国诗学＂无言＂的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及对儒道的态度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其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为世人所瞩目。对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学界多认为是来自于道家。本文论证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应是源自于对孔孟自由经济思想的继承，同时分析了司马迁对儒道的不同态度。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